外展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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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青少年服務團體，由可追溯的文獻顯示，早於20世紀初已陸續成立。當時，香港經濟發展仍然不太發達，20年代的銀行擠提，省港大罷工，使人民生活非常困苦。當年兒童的情況更加悲慘，棄嬰，販賣人口等問題隨處可見，面對著如此的社會現況，社會上不少志願團體紛紛成立，協助政府處理種種兒童及青少年問題。自二戰以後，香港社會面臨嚴峻的困境，戰亂加上經濟衰退，流浪街頭的孤兒問題非常嚴重。當時有團體訪問了二千名街童，七至十三歲的街童當中部分人以擦皮鞋爲生，但更多以行乞過活，十三歲以上的更開始過著偷竊的生活，漸漸成爲童犯。[1]六十年代，童犯所犯的罪案主要是偷竊，其次是搶劫、恐嚇、詐騙、非禮等。童犯出現的原因主要是家貧，加上父母出外工作又不重視子女的教育，在缺乏照顧和管教下，他們時常流浪街頭，因而結交不良分子而犯罪。當時各志願團體除了爲貧困兒童提供基本食物及居處外，更提供康樂及訓練活動，使他們脫離流浪街頭的生活。他們可算是本地邊青工作的先驅，為日後的服務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直到後來香港社會福利署成立，香港政府才有專責部門負責福利服務的發展和推行。社會福利署於1965年發表的計劃書指出：「青年服務的目的，在提供正當途徑給青年人，發泄其精力，因爲多餘的精力不獲正當的發泄，極易構成一種摧毀性的力量。」[2]從此，香港的青年工作從救濟轉爲培育的工作；但政府仍然忽視一般青少年的成長需要。及至1967年，香港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暴動事件，而青少年更是主要參與者，政府才開始投入資源全面發展青年工作，避免青少年構成一股破壞性力量。其後，政府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吳夢珍博士專門研究青少年犯罪的問題，公布了影響深遠的「青少年犯罪成因報告」　。吳博士指出，青少年犯罪的長期成因，是受到家庭、居住環境及學校所影響；此外，輟學和黑社會是導致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因此建議政府開展家庭、學校、青少年中心和外展社會工作等服務，處理和輔導青少年人在各體系所面對的困難。而青年工作者，亦開始以專業社工擔任，其工作種類亦更專門化，社工的入職要求開始需要擁有大學或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系的學位或文憑。本地邊青服務開始進入有組織和系統的發展階段，在服務發展的新舊交接階段，原有的邊青服務工作人員均需要接受在職培訓，接受由各大專院校的課程後，方可繼續提供服務，成為本地第一代的外展社工。
在大量受專業社工訓練的人手加入邊青服務後，業界進入高速發展的年代，提供服務的方式和手法不斷完善。二十多年來，在同工同心協力下，引導了不少邊緣青少年重回正道，為香港青少年服務寫下燦爛的一頁。


外展服務的誕生
自從香港政府認定青年工作的價值後，社會福利署的的籌備開展各項青少年服務。1979年起，18支外展社會工作隊共180名外展社工於全港各區開展服務。初期的外展隊主要由離散工作和康樂輔導隊伍轉化而成，慢慢改進為現時的外展工作模式。香港青少年外展工作成立之初，服務模式主要參考當時西方國家的街頭工作(Street Work)，包括YMCA在英國倫敦推行的離散工作 (Detached Youth Work)、美國福利議會在紐約進行的街頭群黨工作(Street Gangs Work)。


離散工作
離散工作是香港外展社會工作的前身，她起源於五六十年代的英國，當時社會及媒體對青少年問題十分關注，但這些青少年亦不會主動到中心尋求服務，屬於難以接觸的一群，況且當時的服務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因此團體派出青年工作者到街頭，直接接觸邊緣青少年在社區參與的組群和幫派，提供輔導和服務。其後，在美國紐約等地亦以有關模式開展青少年街頭群黨工作。　離散工作較為著重於針對街頭青少年本身面對的不同問題，提供支援及輔導。香港外展工作亦參考了有關手法作為輔導邊青的工作模式。



康樂輔導
另一批轉化為外展社工是康樂輔導(Play leadership)的青年工作者，康樂輔導亦是源於英國，1933年國際遊樂場協會於英國進行會議，呼籲各團體於遊樂場設立導師，管理和指導青少年參與活動，其後更成為接觸青少年的一個有效方法，康樂輔導導師長期參與青少年活動，與他們建立了互信關係，並進而協助他們面對遇到的問題。由於導師長期巡迴在不同的遊樂場等戶外活動場所工作及提供服務，較為容易與當地青少年群黨接觸，青少年遇到困難時亦較為願意接受輔導和幫助。本港外展社工於球場、公園等地服務亦帶有一些康輔的影子。



起步階段：熱誠與低谷(1979-1984)


七十年代外展服務的起步階段中，各區熱情澎湃的外展社工不斷嘗試各種各樣方法主動出擊，接觸社區上的邊緣青少年，探索有效的工作手法。輔導青少年的社工開始走出輔導室、中心等傳統工作地點，一時間街頭巷尾都有外展社工的影蹤。　由於外展工作形象鮮明，再加上電視劇集的宣傳，比較著名的北斗雙雄和北斗星等，社會大眾對有關服務開始有多點認識。　

在業界方面，雖然服務由多所機構分別承辦，同工之間的工作熱情卻十分高漲，各種經驗交流和合作此起彼落。機構之間更主動組織起外展隊長會，促進各隊的合作和溝通。此來，外展刊物亦正式於1981出版，成為同工之間分享工作體會、經驗實踐的平臺。

作為一項新開展的服務，當時吸引了不少滿腔熱誠的新畢業社工投入，然而未有明確工作模式的新服務，使他們無所適從，即使滿有理想、他們亦難以發揮。如何有效幫助有需要的年青人，成為業界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業界熱烈的投入之後，面對的是理想和現實差距所形成的低谷。當年的外展服務，由政府全面資助，完全沒有資源上的問題，更沒有服務協議、成效等要求。然而當服務開展了接近兩年時，外展面臨第一個大挑戰，就是服務應否繼續存在。當時質疑這個新服務的主要成員，卻大部份是外展社工本身，各隊伍同工的士氣急轉直下，政府資助沒有減少，但同工卻在思考外展服務應否繼續辦下去。

最明顯的影響是人手大量流失，當時全港編制應有180名社工，在外展服務開展的第二年，1981年2月只有118名外展社工，兩個月後只剩下100人。外展刊物第一期的主題是「外展服務的存在價值」，這個話題幾乎在每隊外展隊都有認真討論過。

外展服務的工作環境不太理想，社工需要日曬雨淋、很多時在街頭提供輔導和活動，既沒有良好的設施、亦沒有人力支援。作為新畢業的社工系大專或大學生，這些或許並不是主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能否學有所用，真正幫助到有需要的年青人。當時福利服務急速發展，社工人手需求十分殷切，看不到外展服務短期實效的年青社工，很多選擇了投入其他社會服務中，這是不難理解的。


邊緣青少年面對的問題通常較為複雜且多樣化，即使經驗豐富的社工亦需要較長時間輔導方見成效。何況，在社工院校早期訓練當中，沒有專門教授外展邊青工作，業界的工作模式和經驗全靠實踐和摸索而來，可謂得來不易。在這服務大起大落的情況下，更激起同工對凝聚經驗的渴求和迫切性，在低谷中響起陣陣奮發圖強的聲音。








歡迎同工及前輩提供意見及指正.VAN

[1]郭少棠(2004)，《遊樂顯童真》香港遊樂場協會

[2]香港社會福利署(1965)，《香港社會福利工作之目標與政策》社會福利白皮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