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導與管教：兩個大方向 有趣的是，在處理青少年問題的方向上，基本上出現了兩個大方向。其一是以學校教育專業及司法專業為主（包括部分社工，如感化官）的意見，他們普遍認為青少年問題源於年輕人不負責任的態度。們更認為青少年崇尚物質，急功近利，而且容易受不良友伴之影響，幹出缺乏道德的行為。這方向的論調主要認為年輕人幹出違規行為時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幹的，是一種典型功能學派的論調，它假設每個人成長時，應該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明白什麼是社會規範及法律。持這想法的人士認為犯罪行為是在明瞭社會規範後才發生，而不會由無知而起的。因此，從事教育及司法專業的人士往會堅持將犯規及違法者繩之於法，希望透過懲罰，讓犯錯者承擔個人的責任，並收阻嚇他人犯錯之效。
其二是以社工及輔導專業為主的意見（包括部分教師），他們普遍認為青少年問題其實是由個人成長的因素和其他社會因素互動而出現的。家庭背景、社會風氣、個人性格及被標籤的際遇均互相影響著問題之出現。因此，青少年的違規行為基本上被視為一種尋求援助的吶喊。持這想法的人士提出兩種主要的論調：一、社會應向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個人及家庭輔導，使他們獲得治療，不再做出違規的行為；二、必須針對社會制度的背景出發，一方面倡議社會制度改革，另一方面盡量協助年輕人不被制度或權威標籤，損害個人自尊。明顯地，這方向的論調是一種傾向象徵互動學派的論調，它主要假設個人行為並不是完全理性的，相反地，是受心理及社會因素所制。所以，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出現違規行為，是因為他們被某些因素所約制的後果，並不一定是明知故犯的。社會學背景的互動論者更認為青少年越軌行為只是過早地彰顯了成人社會的價值觀，在不適當的時空，幹了「成人社會」所界定為不適當的行為。「違規青少年」只是一個標籤，由社會權威套到年輕人身上去。 個人需要與集體秩序 正因如此，每當一些社工教師們在同一場合討論如何處理青少年違規行為時，往往出現了針鋒相對的局面。筆者多次看見當校長或訓導主任表示應用嚴厲的手法來對付學生違規行為時，社工便會引述例子，指斥學校缺乏寬容之心，沒有給予學生重新做人的機會。社工尤其對學校強迫追不上學業的同學退學提出控訴。學校本是有教無類和春風化雨的場所，為何變成驅逐學生的戰場？不少社工更往往將辯論延續至研討會之後，透過口誅筆伐批判學校制度僵化，教師玩弄權力，只管秩序管理，卻漠視青少年個人的尊嚴和情感。但是，那邊廂教師卻批評社工只是一面倒地站在學生的立場，不明白學校管理的難處，過分地認同學生的感受。有教師指出社工常常聽學生一面之詞，替違規的學生求情，其實是姑息學生的越軌行為，間接地鼓勵他們再犯錯誤。
令大部分教師尤為氣憤的是，在教育源缺乏，社會風氣敗壞的環境下，學生的違規行為花樣百出，政府沒有在改善教育資源方面著手，反而禁止教師使用體罰的方法，直接導致教師權威的下降。近日，教育評議會公佈了一項向本港二百三十七間中學約一千一百八十五名老師的調查結果。研究指出，接近八成被訪者認為家長管教失效和教師權威下降是導致學生在校內違規數字上升的主因。他們除建議減少每班學生人數外，應賦予學校權力去體罰及開除犯規的學生，使教師權威可被尊重（見東方日報，22. 4. 96）。不過，社工對於一些教育工作者仍眷戀著傳統體罰和開除學籍手段來阻嚇違規學生極為反感，他們認為在現今複雜多變的社會裏，青少年身處於科技發達和資訊爆炸的時代，學生愈來愈明白自己應有的權利，嚴懲體罰的行動看來已不合時宜。而且，體罰方法只能治標，不能治本，過分的嚴懲手段會使學生被負面標籤，萬劫不復（邵家臻，1996）。
的確，在輔導家長方面，社工和老師基本上持著相反的意見。教師傾向提醒家長要緊密地監察子女的行為，不宜溺愛和要採取嚴厲的管教方法。大部分家長在被老師接見時，往往都會接收一些如何管教子女的訊息，例如運用「限制自由」、「不給零用錢」及「不准外出」等方法去控制子女的行為；若家長發覺子女稍有異動，必須向老師匯報等。相反地，社工則傾向鼓勵家長多與子女溝通，要用心聆聽子女的感受；並且不宜向子女呼喝和責罵，切勿損害子女的自尊心。社工最反對父母抱著「權威主義」的心態，以命令方式與子女溝通；家長應以理性的手法，待子女如朋友般，勉勵他們上進。
筆者在未擔任講師之前，曾擔任外展社工及男童宿舍院長，對於上文所提的兩種取向自然甚為明瞭。在擔任外展社時，自己也竭力地替邊緣青少年爭取權益，盡量保護他們不被社會權威進一步標籤。然而，當筆者擔任院長一職時，卻要想盡辦法維持院捨的正常運作，要求學童遵守院規，不能破壞集體生活的秩序，否則必須予以懲罰。作為一個頗為認同批判理論的院長，所面對的內心衝突及感受實在不足為外人道。在男童宿舍工作時，每一項決定和每一次的處理手法均要兼顧個人需要及集體秩序。策過寬會使秩序大亂，學童會有樣學樣；政策過嚴會傷害個人的身心，窒礙學童的成長。有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彷彿找不到一條中庸之道，引領青少年健康地去生活。 青少年問題的社會制度背境 其實，不少社工及教育工作者均明白青少年問題的成因並非青少年個人的問題；當然，也並非只是家庭的問題。青少年越軌行為與當地的主流社會意識及結構是息息相關的。回顧香港八十年代中期的滅罪運動，政府鼓勵各區設立鄰舍守望計劃，提倡社區罪案預防等策略。然而，一連串的滅罪運動並沒有帶來青少年罪案下降，反而上升。Gray(1991)指出，青少年罪案上升可能與滅罪動運的出現有關。由於青少年最常使用社區設施，他們幹了輕微的越軌行為也較易為人所知。在一些社區中，社區領袖成為控制及監察青少年行為的角色，卻忽略了社會關懷的任（Wong, 1994）。誠然，青少年是較為不懂保護自己的群體。在經濟掛帥的社會下，青少年問題比成人社會的「白罪行」更受關注。在滅罪運動上，在地域性的研究上，在傳媒報導上，我們都察覺到青少年越軌行為被不必要地誇大及標籤。久而久之，成人社會對「越軌行為」這些字眼愈來愈敏感，紛紛擺出一種絕不容忍的態度，青少年被標籤的機會的確大大提高了。在歐美，有學者認為青少年越軌行為是一種抗衡中產文化的集體行為，有些青少年罪犯只是不公平社會及司法制度下的代罪羔羊（Bute, 1981）。
相信不少從事輔導及教育工作的朋友強烈地感覺到我們的下一代正受著流行及消費文化的洗禮。資本家正利用大眾傳媒及產品持續地作知識和道德的操控，塑造群眾的感性需要。不少學者在批判潮流文化的意識及內容時，均表示大眾傳媒其實是整體文化工業的一項重要的工具，透過圖像、文字及影音將「自戀式的個人主義」散佈。筆者於去年進行過一項有關金曲內容分析的研究，結果指出在八三至九四年間的一百三十八得獎金曲中（港台及無線），約有七成半是以「愛情」為主題的，有關親情、友情及社會理想等歌所佔的比例很小。當我們深入瞭解歌詞內容大都是談及離離合合和情愛至上；大部分歌曲只談浪漫及激情，忽略了很多人生中有意義的東西。於是，若年輕人經常接觸這些流行文化，便有可能變得更自我中心，忽略了社會責任（香港政策透視，1994）。
凡此種種因素，正直接或間接使青少年問題的出現。因此，防止青少年越軌行為或引領違規青少年重新投入社會的手法便再不能停留在傳統的懲罰或輔導模式上。由於當代青少年受著金錢至上的社會目標所模塑，同時生活於社會權威的管控之下，他們彷彿身處於一個似是而非的幻象世界，無法確定甚麼是真，甚麼是假。我們的下一代，每時每刻均經歷成人社會的雙重道德觀，難怪現今的年輕人寧願蒙蔽自己的眼晴去享受現在，逃避現實世界。 知恥近乎勇 其實當我們細心思索導致青少年問題出現和延續的宏觀社會因素時，回看社工專業和教育專業兩大陣營的爭論，若能結合兩者的精要，可能對處理青少年問題更有果效。Braithwaite (1989)提出了一個處理青少年越軌行為的新取向，名為「羞恥再整合取向」（Reintegrative Shaming Approach）。這位澳洲學者研究過差不多所有先進國家的犯罪率，發現日本的犯罪率非常低。他指出日本人的羞恥感很強，可能有制約年輕人犯罪的作用。他更發現，日本人普遍認為犯錯者應公開承認錯誤，而且必須向受害者道歉，當社會人士能寬恕此等知錯能改的朋友時，犯錯者會感到自己被重新接納，勇敢地去過正常的生活。換句話說，讓年輕人「知恥」並且認清自己做錯事的後果是有一定的正面價值的。古語有云：「知恥近乎勇」，一懂得羞恥的人，自然也不會輕易做些損人利己或害人害己的事。Braithwaite正是採納了東方倫理所重視的「恥觀」，提醒我們從事教育或輔導者，引導年輕人明白「知恥」的重要性。
不過，在運用「羞恥重建」手法時，作者認為教導者必須採用一種「非標籤」的方法，避免青少年的自尊心受損，無法與受害者、家人及社會復和。因此，作者提出「再整合」（Reintegration）的概念，提醒我們切勿讓年輕人在「知恥」過程中被「羞辱」（Stigmatiztion），否則只會出現惡果。 羞恥重建的過程 筆者認為，這位澳洲學者的意見的確是一條頗為現實的出路，能夠平衡筆者一直以來的內心予盾。Braithwaite所提出的其實是一個將羞恥重建的過程，透過指出錯誤、認錯、悔改及重新被社會接納，使越軌者能有尊嚴地繼續生活，不至被迫與群黨為伍。在羞恥重建的過程中，有幾個重點必須注意：
一、讓年輕人知恥時，教導者必須「對事不對人」。我們可以指出某行為是可恥的，但必須保持對「人」的尊重。
二、讓年輕人知恥時，必須盡量引導他們明白越軌行為所帶來的影響，分析越軌行為的不良後果，讓年輕人明白自己錯在什麼地方。
三、必須鼓勵「悔改」之心出現。若能讓年輕人有發自內心的悔改動機，羞恥重建過程才算完成。
四、羞恥重建的另一重要步驟是表示接納及寬怒。在進行這步驟時，教導者必須找機會讓年人去經歷重新被家人或社會接納的公開儀式（Reintegrative Ceremony），使他們光榮地與「犯錯者」的身份分割，與恥辱遠離。
我們必須留意，在運用羞恥重建手法時，必須瞭解青少年的性格及家庭背景，否則很容易造成負面的影響。除此之外，要令青少年知恥，並不需要「面露青筋」地直斥其非，我們只要令對方知道他的錯誤，毋須剝奪他們的自尊心。在語言及非語言的溝技巧上，教導者也應加以留意，盡量表達我們對犯錯者的尊重，毋須以「刻薄惡毒」的語言加以指斥。好像最近發生偷了錢的孩子被母親除去所有衣服在屋外罰企的事件，母親的做法雖能令孩子知恥，卻同時負面地羞辱了小孩，令他自尊心嚴重受創。這樣的方法，絕不等同羞恥重建的理念。
筆者曾就此等理論與教師及社工討論。一位小學校長提出了一個很貼切的例子：有一次，她發現一名學生經常到便利店高買，但沒有被店舖職員發現。當她知道事件後，認為事態嚴重，親自處理。她說，不少的校長往往會將學生記大過或交由警方處理，但她卻採取了另一種方法。她接見了學童後，知道這名同學原來想以偷東西來証明自己的能力。校長想出了一個辦法，她先致電便利店東主，希望他能給學生改過的機會，並建議學童及其母親到便利店道歉及作出賠償，讓學公開承認錯誤及悔改。更重要的是，這位校長在週會中舉辦勇敢週頒獎禮，公開地頒發獎品給這個曾經偷東西但勇敢認錯的學生，以表揚他知錯能改的行為。在學生和老師心目中，這名學生不再是「賊仔」，相反地他是最勇於認錯的人，恥觀重建才算完成。
無論是家長、社工及教師，我們固然明白不能單靠滿口仁義禮信，便能影響青少年去改變其行為。當然，只懂向他們指斥和罰更是有害而無益。在平衡個人感受和集體秩序時，羞恥重建似乎是一條中庸之路。批判論者提出的社會改革並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宏觀社會制度背景持續地將青少年推向浪漫的個人主義的情況下，恥觀重建一方面可提升青少年的社會責任感，同時卻又不致令他們進一步被社會權威負面標籤，也可算是一個妥協的方向。 參考書目 1. Braithwaite, J. (1989). Crime, shame and reintegration.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Bute, J. Jr. (January 1981). “ Practising from theory: Work with youths and reflections on radical criminology” . Crime and delinquency, January, 106-121.
3. Gray, P. (1991). “ Juvenile crime and disciplinary welfare” . In Traver, H. and J. Vagg (Ed.) Crime and justic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5-41.
4. Wong, S. W. (1994). “ Juvenile crime prevention in Hong Kong: A community care Approach” .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4, 16-30.
5. 作者不詳（1994）。＜霸權主義下的流行文化：剖析中文金曲的內容及意識研究＞。《香港政策透視》。香港：香港政策透視。
6. 邵家臻（1996. 3. 24）。＜教育罪與罰＞。《星島日報》。
7. 東方日報，1996. 4. 22。
本文來源社會福利資訊網